線上精神治療在中國沒有商業化前景

雖然中國有心理治療需求的人群占比要比美國低很多，只有1/12，但總人數是遠高于美國的，根據業內預計，大概在1.7億人。不過，中國精神科醫生數量的供給是非常匱乏的，截至2019年年底，精神科醫生（含助理醫師）的數量為4.64萬，而同期美國精神科醫生的數量為4.11萬人。中國的需求群體更大，但醫生供給卻與美國相差無幾，中國精神健康市場供需失衡更明顯。

不過，與西方文化對心理治療的認可不同，中國文化對心理治療的認可度不高，這導致真實發生的需求要遠低于估算的1.7億人。2019年，精神專科的門急診人次為5863.9萬次，比全科門診的總診次還要略低一些。這意味著可能只有真實需求的20-30%左右被釋放，這與美國只有20%的病人尋求治療是類似的。

中國是醫保為主要支付方的國家，并不存在壓低支付的問題，但按照醫保價格支付的診金卻相當有限，中國精神科醫生的收入還是主要依靠藥物和檢查（量表、驗血和CT等），這與其他專科沒什么區別。另一方面，由于醫保報銷費用不高，其他供給也很難獲得規模化發展，只有類似兒童自閉癥和老年癡呆這樣的強剛需才會獲得用戶持續的自費支出。不過，在部分醫保較為充裕的地區已經將心理治療納入門診報銷，但報銷只限于醫院門診，獨立診所是不被醫保覆蓋的。比如，廣州市的心理治療在三級醫院、二級醫院和一級醫院的報銷金額是每次200元、180元和160元。

從精神健康的專科特性來看，談話療法是藥物或自我調適之外最有價值的治療模式，如果能將心理治療的價格提高到廣州的價格，對病人其實更有利。不過，廣州的收費標準并沒有規定時間，因此，如何有效評判心理治療的必要性和時長也成為醫保監管下一步要覆蓋的內容。

因此，精神健康門診目前的市場格局有三個特征：供給有限、主要依靠藥物和檢查獲利、非藥物的心理治療可及性差。在這樣的市場現狀下，住院是能夠有效規模化的唯一路徑，這也是康寧醫療能夠做大并上市的原因。而線上精神健康市場的發展主要是為線下服務提供輔助，尤其是在復診環節的延續治療和藥品獲取。而在關鍵的心理治療領域，線上服務的供給其實有限，從美國的案例來看，純線上的心理治療效果不佳。而且中國缺乏醫保支付，線上很難取代線下。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精神類數字療法在中國市場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類似美國，保證心理治療的可及性。但是，中國沒有慷慨的企業雇主和商業保險公司，醫保只在部分地區報銷心理治療費用，一切與醫療有關的費用還是圍繞著院內來展開，這導致院外市場始終難以獲得規模化發展。

相似的挑戰在其他門診領域都可以看到。比如，6年前，全科診所的發展迎來熱潮，雖然看似市場需求很大，但在藥品集采、醫保統籌層次上抬和門診統籌逐漸推開之后，病人回流醫院的趨勢日益強化，疊加上醫療的分散性和區域性，這一領域的規模化始終是巨大的挑戰。全科診所至今也未出現真正的規模化。

因此，在院外的心理治療門診都很難通過醫保覆蓋來獲得快速規模化的前提下，線上的精神治療服務更不可能獲得發展。這導致所有的相關服務只能依靠藥品和檢查獲利，但在線上又不可能進行檢查，只能依賴賣藥獲利。這導致大部分所謂的心理健康網站最終只能依賴于賣藥獲取收入，與治療相差甚遠。

當然，處方類數字療法也可以圍繞院內進行合作，成為醫生的輔助工具。這種模式主要的方式是將數字療法比照醫療器械來進行監管，并且按照醫療器械的模式給予醫保報銷。

不過，即使參照德國模式，通過醫療器械的模式進入醫保，在中國也只有在院內使用的可能性。因為從中國整體來看，醫保至今沒有對居家使用的醫療器械進行報銷的先例，只有部分地區的個案。比如，上海地區的醫保是報銷雅培的動態血糖儀，但畢竟這只是個例且在醫保待遇清單實施后能否存續還要觀察。數字療法院外使用的特性決定了其很難獲得醫保報銷。

因此，由于精神類疾病不可能成為中國企業健康福利的標配，企業采購規模也極為有限，難以像美國那樣有巨大企業采購空間來推動快速商業化。同時，在缺乏醫保報銷和市場監管的雙重挑戰下，在線精神治療唯一可變現的途徑是賣藥給自費用戶。但由于精神類藥物屬于政策管控，病人更多的集中在線下的醫療機構以及醫保只覆蓋線下，即使依賴賣藥，在線精神治療市場的規模化依舊非常困難，難以最終商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