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職業學校，還是中介機構

    記者從公開信息了解到，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富士康集團已經與國內多家職業院校簽署了實習約定。2009年，重慶市119家職業學校與富士康集團共同簽訂了實習員工管理協議書。協議規定學生實習有“2+1”或“1+1+1”兩種方案，“2+1”即前兩年在校園學習，第三年實習就業；而“1+1+1”即指第一年在校學習，第二年在工廠頂崗實習6～9個月，第三年實習就業。

    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廳則下文要求省內各地的職業學校，動員并組織二三年級的學生到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以“保證富士康集團正式落戶河南，年內批量投產后有充足的高素質員工隊伍”。

    幾乎在同一時間，山西省教育廳以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也組織省內各職業院校學生前往富士康實習。

    急著把這些對職業教育曾經充滿憧憬和渴盼的孩子推向企業變成“學生工”，其后果是顯而易見的——學生大規模地退學，家長對掏錢把孩子送去讀職高產生恐懼感。

    這些以實習的名義進入企業的“學生工”，雖然其身份依然是學生，但同時卻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工人。名為實習，但對于他們當中相當一部分人來說，卻在實質上意味著他們學生時代的結束，而成為屬于企業勞動力大軍中的一員。

    記者了解到，有些“學生工”跑回學校要求換其他的實習崗位，學校一般會承諾安排，但安排的最后結果有可能是跟著下一屆的學生一起再赴企業。

    這些在企業實習的“學生工”可以選擇在實習結束后回到學校完成學業拿到畢業證，但許多人并不會作此選擇，來企業實習對于很多“學生工”來說就意味著已經和學校脫離了關系，成為“企業的人”了。

    長期關注中國農民工問題、調查“學生工”現象已經有兩年的潘毅教授說：“現在實際上這些職業學校已經成為給工廠提供年輕、廉價勞動力的中介公司。”

    “使用學生工的行為，是一種對教育資源的綁架。他們一方面收取學費并獲得國家的財政撥款；另一方面他們卻未能履行教書育人的職責。”潘毅說，“打著‘工學結合’旗號的實習，既做不到專業對口，也談不上促進學業，更沒有因為他們‘學生工’的身份而為其提供合法的勞動保護和保障，這種學習經歷對于他們的職業發展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幫助。”

“學生工”工作環境沒有保證

    這里是一片尚未完工的工地，廠區內到處堆放著沙堆和泥土，道路也凹凸不平。在工廠入口處，簡陋地臨時墊上幾塊木板，在高低不平的小沙丘上辟出行人通道。

    數以萬計的工人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進入工廠工作的，有的廠房還沒有完全竣工，到處堆放著諸如鋼筋、水泥之類的建筑材料。建筑施工產生的灰塵使天空看起來都是灰蒙蒙的，“不久前下了一場小雨，我摔了一跤，還好沒有摔傷。”一名“學生工”這樣說。

    “學生工”們穿著和其他工人一樣的制服，走在雜亂的工廠里，趕著點去吃一樣的飯菜。幾個月的時間里，沒有老師也沒有領隊，更沒有人提醒他們在工作中注意自身安全，進行必要的安全防護，“學生工”們有一種強烈的“被遺棄感”。

    “塵土飛揚，鋁屑飛揚，天晴一片灰蒙蒙，下雨泥濘遍地。”“學生工”小麗對生產環境這樣描述道。她說，由于電子產品的外殼是鋁制的，在打磨的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鋁屑灰塵。在車間內，鋁屑常常漫天飛舞，隨手便可觸摸到銀灰色的鋁屑。廠方雖然也發放了口罩等勞保用品，但工人們表示口罩并不能很好地起到阻隔灰塵的作用。工友小冠說：“戴著口罩很不舒服，就算戴了，也經常吸入粉塵。”由于經常戴著口罩會感覺很悶熱，不舒服，因此有的工人就自作主張取下口罩，將自己暴露在高濃度鋁屑的環境中。

    由于不適應工作環境，小春一來到車間，雙腳、雙手、臉上，出現了皮膚過敏的狀況，又紅又癢，很難受。盡管如此，小春也沒有時間去看醫生，“就在宿舍樓下的超市買了一瓶白酒，倒入紙杯，用兩根牙簽夾著棉花蘸上白酒，涂抹雙腳。到了下班的時候，腳又會癢起來。”

    “我們這些學生工和工廠從社會上招聘來的工人沒有什么兩樣，沒有真正學到什么技術，也沒有人理睬，生病了都不知道找誰訴說。”小春說。

    北京義聯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黃樂平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這種工作環境無疑會危害到工人的健康，學生工在實習之前學校就應該仔細了解學生的工作環境，對于學生在工作期間有可能受到的職業病危害進行告知，并普及相關的知識，在學生實習的過程中，教師也不應該缺位。”

“學生工”工資待遇偏低

    今年4月前，“學生工”小麗試用期的基本工資只有950元，另外有50元住房補貼、240元的餐補，加起來的基本收入為1240元。小麗算了一筆賬，實際上240元的餐補根本不夠吃。餐補的計算標準是：標準早餐1.5元，午餐4.5元，晚餐5元，每周5天，每個月22天，僅此合計每個月就要242元；而實際餐費還不止于此。

    調查報告中稱，很多工友反映，工廠食堂所供應的標準餐非常難吃，由于工作壓力比較大，要保持充沛的體力，很多工友都會選擇自助餐，就是在標準餐之外額外加一些自己喜歡的菜，這樣每頓飯基本上要多花一到兩塊錢左右，每個月下來僅此一項就要多開支幾十元。此外，周末的時候也要自己吃飯，因此餐補對于許多人來說是不夠的。

    實際上，“學生工”不僅工資偏低，而且試用期還過長。很多實習生要實習滿一年之后，才可以轉為正式員工，之后還要經歷3個月的考核，而這段時間的工資他們會低于正式員工。然而，其中很多剛入學就來實習的學生工，不少還是16歲左右的未成年人。

    正如標語中所說的，工人們的“出身無法選擇”，但進入了企業并不意味著工人們就有了新的選擇，就可以在企業為他們提供的“大舞臺”上翱翔。

    參與該項目調查的梁淑美很同情“學生工”的遭遇，她說，“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并不足以提高工人們的生活質量，因為節節攀升的物價和不斷高漲的生活成本讓工資不斷縮水。每天在漫長、沉重、乏味的工作之后，青年工人們已經沒有時間去思考如何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們也沒有時間和精力通過學習來提升自己。”

嚴苛的生產管理讓學生不堪重負

    “學生工”們和普通工人的工作沒有任何區別，每天至少要有10個小時的時間處于緊張的站立工作狀態。小蕾說她進入廠區之后印象深刻的就是“站立”。實際上，工人每天的站立時間還不止10個小時。如果是上白班，工人們每天7點鐘之前就要起床，然后擠上巴士，到廠區后打卡還要集合，領導訓話。然后才開始一天的工作，工作期間只有吃飯時能坐下休息，直到晚上8點半下班再一次匆匆擠上巴士，回到宿舍之后一般都在晚上9點以后了。

    長時間的工作讓從來沒有受過這種苦的“學生工”們疲憊不堪。女生小玉說：“在工作時，我要高度集中精神，眼睛就特別困，總是紅紅的，大家都以為我哭了。有空的時候，我哪里都不想去，只想睡覺。在我的那條線上，一些新進來的員工因為受不了長時間地站立工作，常常會哭起來。我還親眼見到新員工干著干著就暈倒了。”

    而讓很多學生不能接受的是廠里“訓話”的管理方式。小玉說，他們每天上班前要經過面無表情的保安的嚴格檢查。這些保安往往在企業內部擁有特殊的地位，因此經常趾高氣揚，言語粗暴。她感覺，似乎工人們的工作永遠都不能讓管理層滿意，他們總是被訓斥要求集中精力、提高速度。一名線長就曾經這樣警告他們：“以后你們如果不認真干活兒的話，把我惹毛了，你們每天都要挨罵。”

    作為“學生工”，小蕾等對工作感覺疲憊不堪，“感覺從夢中醒來就要干活兒，干完活兒后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宿舍倒頭就睡，日復一日，看不到盡頭。”

    正是這種嚴苛的管理讓很多“學生工”在工廠上了十幾天班之后覺得無聊、辛苦，就跑掉了。對于這些跑掉的學生，學校會以不發畢業證來要挾。梁淑美說：“為了防止學生半路逃走，有的工廠還和一些中職學校簽署了協議，要求學校保證學生的流失率不能高于多少，否則就不給學校繳納‘用工費’。idxdy0003